王羲之生平及故事

2016年08月30日 17:01 by:艺术迷网

一、生活的时代

王羲之的"人生长途"跨越了两个朝代,经历了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这样的历史大动荡。

公元265 年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,自己当了皇帝,改国号为晋,史称西晋。这位晋武帝登基之初,清廉、简朴,两年后,就迫使东吴孙皓投降,结束三国鼎立局面,使全国得到了统一,然而好景不长,不久晋武帝开始花天酒地,歌舞升平,热衷于享乐,宫中的美女就有一万余人。上行下效,他的文武官员也奢侈腐败,草营人命。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两人斗富,公然把人命当儿戏。王恺请客吃饭时叫美女吹笛,吹错一个节拍立即处死。石崇叫美女在席间劝酒,客人不喝酒,立即将美女杀死,百姓怨声载道,民不聊生。

晋武帝很会玩弄权术,但太子司马衷却愚庸至极。有一次司马衷在华林园听到一阵蛤蟆的叫声,问侍郎贾胤"此鸣者为官乎?为私呼"?问蛤蟆是官的?还是私的?原来很精明的晋武帝,后来变得非常昏庸,在张泓等人的欺骗下,竟让司马衷继承了皇位,史称惠帝。有一年四处灾荒,饿殍遍野,这位白痴皇帝得知后竟说:这些老百姓没有粮食吃,力何不吃肉粥呢?这些都是历史笑话。惠帝妃子贾南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,她与太医令程据、洛阳小吏荒淫共寝,臭名远扬,让这些人治理国家,情况可想而知。汝南上亮、楚王玮、赵王伦、齐王冏、河间王顒、成都工颖、长沙王义和东海王越等八王,为了中央统治权,你争我夺,长期混战。他们甚至勾结少数民族首领,互相残杀,搞得生灵涂炭,百姓苦不堪言。惠帝当政十九年,公元307年被毒死。司马炽即位,这就是晋怀帝,他做了不到七年的皇帝,永嘉七年(公元313 年)匈奴贵族刘曜攻破了洛阳,他就当了俘虏,天子之尊丧失殆尽。后来他也被毒死,年仅三十岁。同年,十四岁的太子司马邺继位,这位晋愍帝他的下场并不比他父亲好。经过"八王之乱"和"永嘉之乱",整个国家分崩离析,军队不堪一击,西晋王朝已摇摇欲坠。公元316 年愍帝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投降了刘曜。过了几天愍帝被解送到平阳,他见到了汉主刘聪连忙下跪叩头,从此他成了刘聪的阶下囚。西晋传了四主、历时五十二年,就灭亡了。司马邺在被俘期间受尽了凌辱,刘聪率百官打猎,司马邺手执长乾为其开路。在宴会上为客人斟酒,雨天为客人撑伞,清洗杯盘,连刘聪上厕所也叫这位昔日的皇上拿马桶盖,最后被迫喝药酒自杀身亡,结束了屈辱的被俘生活。

愍帝死后,镇守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称帝,重建晋政权,改建邺为建康,史称东晋。

东晋得以建立,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原伦陷,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,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。世家豪族辗转逃到南方,他们之间原有的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。为了加强地主阶级的力量,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,以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。

在建立东晋王朝时,王导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早在西晋"八王之乱"时,王导与司马睿"素相亲善"、"雅相器重,契同友挚"。王导深知司马睿在江南政绩平平,"不显的然之迹",再加上他不是司马炎的嫡系后代,"名论犹轻",故更缺乏影响和威望。南渡的士族对他能否抵御外族侵扰、光复中原缺乏信心。鉴于上述原因,王导请握有军权的堂兄扬州刺史王敦共商定国安邦大计,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司马睿的影响,提高其社会地位。

农历三月初三上已观禊,王敦奉司马睿乘肩舆出巡,王导和北方迁来的一些名士等有身份的人骑马尾随其后,队伍浩荡,声势煊赫。此举惊动了建邺城内外。原来江南士族首领纪瞻。顾荣等对司马睿是不同一顾的,现在,见他这般威风,大力震惊,便刮目相看了。他们"相率拜于道左",后来包括贺循在内的许多名士也都归附司马睿了。有一次北方来的士族首领在长江边聚会、饮酒,大家面对滔滔江水无不触景生情,对中原失守感叹优伤。这时王导慷慨陈辞,号召大家全力扶助司马睿,以期收复中原。他的一席话得到与会者的赞同。王导又劝司马睿"宾礼故老,存问风俗",宠络人心。"由是吴会风靡,百姓归心焉"。由于得到江北南迁士族的支持和江南土著土族的拥护,司马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,在愍帝被杀后,他立即登基成了东晋第一个皇帝——晋元帝。

司马睿心里很明白,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得力于王导的支持,他拉着王导去接受百官朝拜,王导坚决推让不肯。晋元帝任命王导为丞相、骠骑将军、封武冈侯,任王敦力大将军、都督荆。江、扬。湘、交、广六州军事。这种由王氏兄弟掌握东晋军政大权与司马睿共同治理东晋的局面,人称"王与马,共天下",这种局面被后世称之为"门阀政治"。这种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,是当时皇权不振、士族专兵这一现实决定的。晋室在北方已失去生存之地,司马睿系旁支弱藩,既无法统、实力,又无功劳影响,他无法控制士族这一强大的社会阶层,由于北方流民南来,补充兵源,当时武将(流民帅)也随之而来,组成了由士族掌握指挥权的军队,这使士族专兵成为可能。"王与马,共天下",后来变成"瘐与马"、"桓与马"、"谢与马""共天下",门阀政治一直沿续到淝水之战前,对东晋的经济、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东晋王朝建立以后,"常患官少才多,无地以处",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权力如何分配,成了棘手问题。权衡结果是: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,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衔职位。而这样势必出现"僧多粥少"的局面,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,将郡县划小,官府增多,每个官府人员增加,特别是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的吴郡、吴兴郡、会稽郡首当其冲,吴郡有户二万五千,但设置了十一个县,每具二千余户;吴兴有户二万四千,设县十个,每县亦两千余户;只有会稽郡户数三万,设县十,每具平均三千户,这是当时很大的县了。有的小县甚至户不满三百,有的郡户不过二千。王羲之给谢尚的信说:"江左平日,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。"②机构、郡、县增多,人员数量也为之增长。仍以郡、县为例:据《晋书·职官志》:"郡国户不满五千者,置职吏五十人,散吏十三人;五千户以上,则职吏六十三人,散吏二十一人;万户以上者,职吏六十九人,散吏三十九人。郡国皆置文学椽一人。"县一级,"户不满三百以下,职吏十八人,散吏四人;三百以上,职吏二十八人,散吏六人;五百以上,职吏王羲之任会稽内吏时,谢安尚未出世,原作给谢安的信,应是结谢尚的,故改。四十人,散吏八人;千以上,职吏五十三人,散吏十二人;千五百以上,职吏六十八人,散吏一十八人;三千以上,职吏八十八人,散吏二十六人。"再加上五百户以上的县所设置的乡级官吏,由下而上,刺史及朝廷各衙门,征、镇、安、平诸将军幕府,其人员数量非常庞大。这么多的官吏,他们不是无所事事,尸位素餐;就是到处扰民,搜刮钱财。据王羲之说:"又自吾到此,从事常有四五,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,倒错违背,不复可知,??主者莅事,未尝得十日,吏民趋走,动费万计。"各官府之间"为法不一,牵制者众"。

魏晋时期实行的"九品中正法",起初是"论人才优劣,非谓世族高卑",后来徒有虚名,官职成为中正官的一种交易,任人唯亲愈演愈烈,逐渐发展成"门阀专政"。

由于西晋的连年战争,特别是西晋灭亡后,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,东晋政权建立后,形成了"北方大族为主,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"局面。它的特点是重视"门资"。没有一定的家庭、士族背景,那么与政治舞台是无缘的,"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,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"①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。

门阀士族是历史进程中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。门阀士族中的人并不全是昏庸、无能之辈。东晋之初,风雨飘摇,中原少数民族首领虎视眈眈,南北土族、移民与土著人矛盾重重。加之皇帝短命,弱主强藩,形势十分复杂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王、庚、桓、谢四家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出力最多,威望也最高。他们联合南方士族,实行集体议政方式,初定国家大事,尔后经皇帝(或代替年幼皇帝摄政的皇太后)决定,诏令实施,这实质上是君主制下士族权贵合议的国家体制。明帝大宁三年诏:"大事初定,其命惟新。其令大宰、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,诸所因革,务尽事中。"这些都足以说明并不是所谓"政出多门"。

东晋时期除个别高级官员专权跋扈外,一些身居高位、辅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为重,为东晋政权的巩固竭尽全力。王导在元帝时任丞相,后来又经历了明帝、成帝,"为政务在清静,每劝帝克己励节,匡主宁邦","善处兴废"。成帝五岁时继位,"主幼时艰",年轻的庚亮辅政,不少人为此忧心忡忡,然而庚亮"非惟风流,兼有为政之实"。康帝时,庚亮的弟弟庚冰辅政,"既当重任,经纶时务,不舍昼夜。宾礼朝贤,升擢后进,由是朝野注心,咸曰贤相。"②孝武初年由王坦之与谢安辅政,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谢安,但反对他狎妓奢华的作风。王坦之临终时致信谢安、桓冲,没有涉及自己的一点私事,谈的都是国家大事,这些人物传记的记载难免有些溢美之词,但基本上是事实。

东晋初期如何安置南迁的侨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自西晋永嘉之乱起,江北的"幽、冀、青、并、兖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帅过江淮",以后"及胡寇南侵,淮南百姓皆渡江"③,总计人口达一百多万。当时东晋草创,经济上根本无力救济,如此庞大的流民队伍,在王导主持下东晋朝廷制订了侨寄法,设立了许多侨州、侨郡、侨县,借助大族力量垦荒务农,对流民免其赋役,这不但对安定人心,减少社会混乱起到积极作用,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。长江中下游地区,土地肥沃,气候温和,适合农作物的生长,但人口稀少,农业技术远不如中原地区先进。大批流民进入这一地区,为这里的农业增添了充足的劳力,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、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。侨居农民"区种寂麦",他们与当地原来农民和睦相处,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时进行。随着"京洛倾覆",门阀士族相率南渡过江,他们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,这些艺术家将书法艺术等带到江南,使晋代的文化艺术延续发展下去。

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南北士族之间和南迁侨民与上著之间的种种矛盾,所以出现了"君臣和睦"、"君臣戮力"、"上下同心"的政治局面。这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当然,这是就东晋初期的整体而言的,同部方面还有许多问题。以后,随着时间的推移,情况发生了变化,与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。

东晋南北大族地主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,实行联合专政的门阀政治。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实行"按丁课田",强制每一个成年农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,并按一定的田地数量收取租赋,就是所谓的"课田"。世家大族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没有课田。当时的王氏家族经济势力强大,受赐钟山田八十多顷,他们"汽山封水,保为家利"。东晋世家大族经济的发展为东晋政治上的统治创造了物质条件,北方大族在江南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复失地,他们很明白"舍安乐之国,适习乱之乡,出必安之地,就累卵之危。"①离开苦心经营的江南沃土、产业,冒着很大的风险北伐,去收复失去的江山,士族中很多人都不愿意。对于北伐,虽然在一些北方来的将领中表现出强烈愿望,并付之于行动,但结果都失败了。这中间,除了他们个人的、客观的原因以外,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
从客观上说,这一阶段由于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,生产有了发展,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。

二、家世

王羲之,字逸少,号澹斋①,小字阿菟。祖籍琅邪临沂(今山东临沂市南)。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(303 年),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(361 年),②享年五十九岁,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,世称"王右军"、"大王"。

玉羲之出身名门望族,琅邪王姓原本出自姬姓,其家史可以追溯到周代。根据记载:"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,其子敬宗为司徒,时人号曰'王'家,因以为氏。"③王羲之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至琅邪。从太子晋算起,到王羲之曾祖父王览已有二十六世。④王览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弟兄,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,也许人们并不陌生。一年冬天寒风凛冽,大地冰封,一位青年正脱去上身的衣服,俯卧在河面的冰上,不多时他胸下的冰冻化成一个窟窿,忽然一条鲤鱼从中跳了出来,那青年用双手捉住,兴冲冲地向家奔去。因为这个青年的继母,身患疾病,想吃鲜鱼,这便是家喻户晓的"二十四孝"里的"卧冰求鲤"的故事。那位青年就是有名的孝子王祥。王祥常受继母的打骂虐待,从不记恨在心,他与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感情甚好,弟弟在母亲毒打哥哥时经常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。

这些动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美谈。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别驾时,管辖沂海地带,其间"教化大行",故而在临沂流传"海沂之康,实赖王祥,邦国不空,别驾之功"的歌谣。后来王祥官职很高,为大司农,晋武帝时拜太保,晋爵为公。王览亦官至光禄大夫,他共有六个儿子,排行第四是王正,他就是王羹之的祖父。父亲王旷,字世宏。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,永兴二年(接上页注)"少而好兵",在赞扬他的武功时批评了他缺乏文治之才)王贲(秦统一六国的功臣。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附载"王翦子王贲,与李信破定燕、齐地。秦始皇二十六年,尽并天下,王氏蒙氏功为多,名施于后世。")王离(《史记》载:"陈胜之反秦,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,??项羽救赵,击秦军、果虏王离。"《宗谱》说王离"字文明,封武城侯"。

上离生二子元、威、王威为太原王氏始祖)王元《秦末大乱,国破之后由秦都咸阳迁居琅邪皋虞城(即今山东墨城)王谆王渊("字光杰,仕汉至吏部侍郎")-王吉("字子阳,汉宣帝时为博士,后至谏议大夫,自即墨迁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",《汉书》卷七二有传。)王骏(《汉书》说:"骏以孝廉为郎,左曹陈咸荐骏贤,父子经明行修,宜显以厉俗。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,迁谏大夫,迁越内史??")王崇("字安庆)

王羲之生卒年学术界有多说,本书采用303 年生一说,其他说详见本书《有关争论的问题》章节。根据《宗谱》所载:周灵王泄心公元前571 年即位,公元前545 年逝世。其子景王贵不是灵王泄心的长子,是在周灵王废太子晋为庶人的情况下登上王位的。太子晋改名为王侨。王侨生一子,名敬宗,据此王敬宗为王羲之的第二世祖。王羲之的世祖依次列如下:王侨(原为太子晋)-王敬宗(曾为周朝司徒)-一王森。("多智略,任上卿,封平安公")-王斌(东周中军大夫)-王升。("以文学著名,隐居不仕")-王昱(官任大司徒,退居后作《道义论》)-王硕("勇力过人,力能举鼎。仕魏,赠广武君。")-王错("官任上军大夫")-王谕("仕秦为大将军")——王息(在秦国"官任司寇,敬陈条策,封忠烈侯")-王恢。("仕秦封侯阳君")-王永(官任中军大夫,后恬退,屡召不就")-王颐("善承先志,累征不仕")一王翦(秦代名将,司马迁在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中说他同上又字德礼,以父任为郎,历刺史、郡守、治有能,上擢为大司徒,封平阳侯,三世并以清廉著名??"〕王遵(字伯儿为后汉中大夫,封义乡侯)王书("名音,字少元,官至大将。")-王融(字巨伟,官至散骑侍郎)。王羲之二十五世祖。元配姜氏,生一子王祥。

继配朱氏,生一子王览。王览为王羲之自祖父。(305 年)十二月,右将军陈敏反叛,攻秣陵,王旷弃官逃归淮北。司马睿过江称晋王,他"首创其议"。文献载:"大将军(王敦)、丞相(王导)诸人在此时(王汝涛按,指公元307 年春夏之交)闭户共为谋身之计。王旷世宏来,在户外,诸人不容之。旷乃剔壁窥之曰:'天下大乱,诸君欲何所图谋?将欲告官',遽而纳之,遂建江左之策。"在建立东晋过程中,王旷"功当不在王导之下"。永嘉三年(公元309 年),任淮南内史的王旷奉命与刘聪在"长平之间"交战,部下施融将军主张利用河水以阻刘聪,王旷不但不听,反而认为施融焕散军心,削弱斗志,故而一意孤行,致使施融与另一将军阵亡。上党之役惨败后,王旷情况如何,特别是在318 年司马睿称帝后,历史缺乏记述,故后人有很多猜测。

王羲之有一胞兄王籍之,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及其他史籍中均无记载。王羲之在《誓墓文》中曾说,"羲之不天,夙遭闵凶,不蒙过庭之训。母兄鞠育,得渐庶几。按他自己所述,他有个胞兄,在他少年丧父以后全靠母兄抚育成人。晚清鲁一同在撰写《右军年谱》时,也未指出《誓墓文》中的"兄"是何许人。王羲之叔父王彬传中记有"敦平,有司奏,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"。王彬有两个长兄,一是王旷,另一人是王廙,王廙子中没有籍之,推测应为王旷之子即王羲之胞兄。王籍之在"敦平"(即公元324 年)任安城太守,王玉池根据王羲之《建安》、《灵柩垂至》、《硬安和》等帖认为"似籍之后又曾任建安太守,卒葬其地,至羲之晚年才迁会稽"。

伯父王廙(276-322),字世将,晋室过江之前他的书法号为独步:"工于草、隶、飞白,祖述张(芝)、卫(瓘)遗法??其飞白志气极古,世将书独为最。垂雕鹗之翅羽,类施旗之卷舒??"他同时也是文学家、画家、音乐家,精通史籍、美术、音乐、杂技等。"羲之少朗拔",幼年丧父,很受王厚的赏识与栽培,在书法和绘画上得到王廙的悉心指导。王羲是晋元帝姨表兄,曾是晋明帝少年时代的绘画老师,王廖逝世时,"帝犹以亲故,深痛愍之。丧还京都,皇太子亲临拜柩,如家人之礼。赠侍中、骠骑将军,谥曰康。"王廙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和与皇室的特殊关系,对王羲之的成长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
王羲之族伯王敦(266-324),字处仲,小字阿黑。扬州刺史,都督征讨诸军事。据记载,他甚喜颠草,"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,其笔势雄健。"

王羲之从伯王导(276-339),字茂弘,官至太傅,拜丞相,封武冈侯,谥文献。工行,草书,"晋元、明二帝并攻书,皆推难于导,故当世尤所贵重"。东晋初期,王、谢、郗、庚(又称王、谢、袁、萧)为四大家族。后来"四家"的说法虽有不同,但王、谢总在其中,王、谢两家集中皇室朝廷的大部分重要权力,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。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:"山阴道上桂花初,王、谢风流满晋书。"情况正是如此,在《晋书》中王氏、谢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。王羲之随父母迁至建康后,住在繁华街市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巷内。因为王、谢两家多芽皂衣,后来此巷索性改称为"乌衣巷"。此巷那时非同一般,轿起轿橰,车水马龙,达官显贵,络绎不绝,然而历史的风云驱散王公贵胄们的宴席,这里也由盛而衰,故而唐代诗入刘禹锡在《金陵怀古》中这样写道:"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"《宣和书谱·草书二》。(撰人不详,有人认为是元代延陵吴文贵所撰。)

三、少有美誉

永嘉五年(311 年)六月,匈奴首领刘聪命刘曜、石勒攻克了西晋都城洛阳,怀帝被俘,这位阶下囚于永嘉七年(313 年)死于平阳(今山西临汾西)。这段时间社会动荡,人心惶惶,加之司马睿在江南招揽人才,北方士族大批南迁。书法与文化教育联系在一起,当时的平民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,缺少文化,更谈不上有什么书法家。而士族中的人文化程度较高,自然书法家全集中在他们中间。北方士族南迁,北方的书法也随之带到了江左。这就是书法史上常说的"渡江"。由于交通等原因形成的两大书派,这次得到了会合与交融,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并为书法新秀的成长,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,王羲之家于313 年随琅邪王氏家族迁居建康。王羲之自小求知欲很强,善于思考,对什么事都想弄个究竟。他十二岁的时候发现父亲经常一人待在书房里,拿出一本书来阅读,神态极其虔诚和认真,然后磨墨写字,最后小心翼翼地将那本书放在枕中。王羲之乘父亲外出的机会,偷偷地溜进卧室,将那本书拿了出来。此书原是卫夫人所藏的蔡邕的《笔论》,先由王旷存放,等王羲之年龄稍大一些以后,便作为教科书学习之用。

蔡邕,东汉陈留园(今河南杞县)人,官至左中郎将,人称"蔡中郎"。

"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,字之逸越,不复过此。"《笔论》是他的著作之一,是一本传授笔诀,进以书法启蒙教育的学习真书、行书的好教材。

王羲之看到这本《笔论》后,按图索骥,不断地临习,纠正自己的笔法错误,在书法上大有长进。作为父亲看到儿子的进步,自然喜出望外,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当父亲仔细察看儿子的书法时,突然警觉起来,终于发现了秘密:断定儿子对于枕中《笔论》必"窃而读之"。王旷直接了当地提问儿子。根据《临沂县志·古迹》载:"王右军故宅??诸王南迁,舍宅为寺"。此寺几经更名,金皇统四年(1144年)修建时。觉海和尚集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墨迹面成的"集柳碑"碑文,以记盛况。碑文云:"其地盖东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故宅也。昔晋祚中缺,元帝渡江,临沂诸王去乱南迁。""晋祚中缺"是抬两晋怀帝从311 年被俘到313 年"驾崩"一段皇位空缺时间。《晋书·王舒传》云: "及元帝镇建康,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。"王舒系王导的弟弟,王氏家族的南迁是在元帝改建邺为建康后,正式改名的时间是313 年,故王羲之南迁为313 年。此注参照唐士文《王羲之生卒年和南渡时间》一文。 [东汉]蔡邕的《笔论》流传于后世颇为神奇,首先得到密传的是他的女儿蔡文姬,其次是韦诞,后来钟繇"苦求巨法,诞不与"。韦诞死后将《笔论》带进了坟墓,钟繇无奈之下密令将韦诞的坟墓掘开,得到了《笔论》。钟繇从书中得知,"多力丰筋者胜,无力无筋者病。"其朽法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钟繇并未将密传的《笔论》公开,他死后将此书也带进了棺材里。公元230 年, 钟繇死后五十五年(公元285 年),他的学生宋翼用他老师的方法破了钟繇墓。将蔡邕密传的《笔论》抢救出来。宋翼遵循书中的笔法进行创作,名声大振,并写了续集。宋翼是钟繇的学生,钟繇死后五十五年墓方被打开,这时宋翼至少七十岁多了。卫夫人十二岁左右,大约过三十年才传到了大王手中。起初是王旷得到《笔论》,后交给卫夫人以授王羲之,这就是所谓的"枕中秘"。

据《世说新语》和《晋书》记载,王羲之幼年时言语不畅,有"涩讷"之疾,长大以后却变得"辩赡",即能言善辩了。王羲之机敏过人,才华横溢,与一般纨绔子弟绝然不同。他十三岁时曾去拜谒当时的名士周。周老先生官拜礼部尚书,德高望重,赢得很多的人敬仰。他识才、爱才,竭尽全力推举人才。由于他在朝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,所以经他褒奖、推荐得到重用的人数很多。当时的文人学士,群趋而至,都想得到他的品题。

王羲之到周府上,只见华堂满座,他老人家设宴款待宾客,经过仆人引见,周接见了王羲之," 察而异之",通过交谈感到这位少年才学超群,将来必成大器。普希金小时候在皇村学校读书,有一次他当众念完他写的一首诗歌时,他的老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,俄罗斯未来的伟大诗人就在这里,这位伟大诗人非普希金莫属,结果是一语中的。而周对王羲之的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。当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,也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、学术高度的人才能发现。也许是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或许是缘于某种刁俗,炙牛心为一种名贵的菜肴,宋代虞侍诗云:"客来愧乏牛心炙,茶罢空堆马乳盘。"炙牛心待客,具有礼仪的性质。据说这道菜主人请谁先尝谁就是最高贵的客人。周在众多客人没有动箸之前,首先割中心炙给王羲之品尝,这一举动震惊了满堂宾客,大家对面前这位外表普通的孩于顿时刮目相看了。

王羲之受到如此的殊荣和礼遇,一时名声大播。周因王羲之的关系与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周认为:王导有管仲遗风,王羲之有廉颇、蔺相如的气度。

少年王羲之还深为从伯王导、族伯王敦器重。当时阮裕有重名,为王羲主薄。王敦尝谓羲之曰:"汝是吾家佳子弟,当不减阮主薄。"阮裕字思旷,是一位博学多才、仗义豪爽、"兼有诸人之美"而很有作为的青年,在王敦的眼中,阮裕是一代典范。可是王羲之与其相比,却没有任何逊色之处,当时阮裕已是青年,羲之却是一个少年,羲之经过一个阶段的成长,在才智方面超过阮主薄是无庸置疑的。王敦对羲之不但宠爱而且寄予厚望。阮主薄对王羲之更是推崇备至,他将王羲之、王承、王悦并列称为"三少"。成人,吾当授汝。'羲之拜曰: '愿早授之,使得成人已为暮学。'旷语大纲,羲之学功日进。"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所指"王氏三年少"为王羲之、王承、王悦三人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所指王氏三少年为:右军、安期、长豫。右军、长豫分别是王羲之,王悦的别称,安期是谁的别称呢?安期同是王应的别称、王承的表字。王应是王含的儿子。后过继给王敦。王悦是王导的儿子,他们是同辈人,年岁相差不大。而王承根据《晋书·王湛列传》"王承,字安期"。又说"寻去官,东渡江,及至建邺,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,甚见优礼"、"承少有重誉,而推诚接物,尽弘恕之理,故众咸亲爱焉。渡江名臣王导,卫玠、周顗,庾亮之徒,皆出其下,为中兴第一。"可见王承是王羲之伯父王导的同一代人,故相提。

四、婚姻佳话

王羲之的妻子名璇,字子房。书法卓然独秀,被称为"女中笔仙"②。她熟读经书,是当时有名的才女。她与王羲之结为夫妻,虽然是父母之命,但有一段佳话传颂至今。

官至太尉、为人正直的郗鉴(269-339)虽年逾半百,但家中还有一个掌上明珠、年已及升的女儿尚未出嫁,他想物色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,以解决女儿的婚事。在上层社会,婚姻总是带有政治色彩,"先求族,后择人",是都鉴选婿的最佳方案。当时王氏家族可谓是门第显赫,人才济济。王导丞相子、侄有十余人,考虑从中遴选一位,作为乘龙快婿,岂不美哉!故"使门生求女婿于导"。门生到王导家,王导请他去东厢去挑选。消息不胫而走,都知道郗家派人前来选婿,听说那位千金小姐相貌端庄,性情温柔,谁都想接往抛悬在头顾上空的"彩球",与这位京城少有的窈窕淑女匹配成婚。他们一个个衣冠楚楚,谦恭有礼,温文尔雅地在大厅等候。唯独王羲之若无其事,袒露着肚皮,躺在床上大啖大嚼胡饼,他对选婿毫不在意,给门生极深刻的印象。门生回到主人家中向郗鉴享报:"王氏诸少并佳,然闻信至,咸自矜持。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,独若不闻。"郗鉴慧眼识人才。"'正此佳婿邪!'访之,乃羲之也,遂以女妻之。"①,从此"坦腹东床"成了女婿的美称,"妙选东床"传为美谈。郗鉴之所以选中羲之为婿,王羲之不矫揉造作,纯真直率,风神潇洒,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,这自然是一个原因。但不光如此,更主要的是王羲之那时已有很好的名声在外,他满腹经纶,学识渊博,特别是他的书法已崭露头角。郗鉴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,女儿及两个儿子(郗惟、郗昙)在书法上很有成就,他平时很重名节,羲之在许多方面符合他要求的标准,成为理想的女婿人选,是不足为怪的。

东晋时代人的审美意识、审美标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崇尚个性自由,特别重视人格和人的价值,讲究潇洒、傲岸、放诞的风度美,蒙以"骨鲠"著称的名士王羲之,被选中也反映了一种时代趣尚。

郗璇确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,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,父亲郗鉴为了教育好子女晚辈含辛茹苦,关怀备至。西晋末年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,加上天灾,乡野树皮、草根都被吃得一干二净,郗鉴所在的乡间也不例外,郗鉴是高平金乡入(今山东金乡),儒雅德高,平时不薄百姓,所以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乡亲们仍千方百计地照顾其兄于郗迈、外甥周翼。据《晋书·郗鉴传》记载:"初,鉴值水嘉丧乱,在乡里甚穷馁,乡人以鉴名德,传共饴之。时兄子迈、外甥周翼并小,常携之就食。"后来粮绝,菜尽,乡亲们只好直言相告:"各自饥困,以君贤,欲共相济耳,恐不能兼有所存。""鉴于是独往,食讫,以饭著两颊边,还吐与二儿,后并得存,同过江,"到了江左,郗鉴呕心沥血对他们进行教育,将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。东晋时郗迈官至护军,周翼为剡县县令。

并论,他不可能与王羲之、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年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之所以造成错误是引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时在"安期"是指谁的问题上张冠李戴了。综上所述,王氏三少年是指王羲之、王悦和王应,他们不但年龄相当,而且同为琅邪王氏,而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太原王氏的王承不属此列。马宗霍《书林纪事·闺阁名媛》:"王羲之妻郗氏,鉴之女也。甚工书。兄愔与昙谓之'女中笔仙'。"

婚后郗璇作为一个贤妻良母,她对王羲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书法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她一生生了八个子女:玄之、凝之、官奴(女儿)、涣之、肃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。不幸的是玄之、官奴先后夭折。中年丧子,"黄梅不落,青梅落",作为做父亲的"祠庶子哀摧",是悲痛欲绝的。王羲之寿命不长,妻子郗璇却享有九十多岁的高龄。

五、经历两次叛乱

王氏家族因在建立东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所以有"司马与王共天下"之说,王氏家族日益兴盛强大,握有军政大权,这对朝廷构成威胁,皇帝很是忌恨。王氏家族的势力成了皇帝的心患,对王导"亦渐疏外"。皇帝将刘隗、刁协视作心腹,想用他们的权势箝抑王氏家族。

刘隗是一个势利人物,又精通文史,常引经据典为其所用,侵毁公卿,弹劾他人。而刁协性情刚悍,与刘狼狈为奸,两人常密谋策划,投皇帝所好,谄上骄下,他们做官经商大发其财,农田万顷奴婢数千,引起许多人的不满。刘隗、刁协专权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间王氏,王敦、王导气愤不平,曾多次上疏,皇帝由于偏听偏信不加采纳。王敦在酒后曾经吟诗:"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"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。王敦对刘隗曾直言不讳地数落:"邦佞谄媚,谮惑忠良,疑惑圣德,遂居权宠,挠乱天机,威福自由,有识杜口。大起事役,劳扰士庶,外托举义,内自封植,奢僭过制","倾尽帑藏,以自资奉,赋役不均,百姓嗟怨","自从信隗以来,刑罚不中,街谈巷议,皆云如吴之将亡。闻之惶惑,精魂飞散,不觉胸臆摧破,泣血横流。陛下当全祖宗之业,存神器之重,察臣前后所启,奈何弃忽忠言,遂信奸佞,谁不痛心!愿出臣表,谘之朝臣,介石之几,不俟终日,令诸军早还,不至虚扰。"王敦与刘隗、刁协之间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炽化程度。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,皇帝勃然大怒:"王敦凭恃宠灵,敢肆狂逆,方朕太甲,欲见幽囚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!今亲帅六军,以诛大逆,有杀敦者,封五千户侯。"就在这一年,王敦于武昌举兵想用武力消灭刘、刁之党。王敦是王导的堂兄,发生这样的事件,王氏家族可谓是大祸临头,很可能株连全族所有人员。王导脱下朝服带领土氏子弟二十余人(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),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,听候发落。

刘隗、刁协平时专横跋扈,现在更是认为消灭王家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,曾多次连续上奏皇上要求将王氏满门杀绝,斩草除根。元帝面临这复杂的局面,考虑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,对朝廷忠心耿耿,平时尽忠职守,此时态度诚恳,更重要的是万一王敦得势,威胁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时,还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,王导为人宽厚,说不定在大动乱中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所以元帝对王导说:"茂弘,方寄卿以百里之命,是何言邪!",最后以"大义灭亲"为名,免诛其族。王敦的军队从四处进入京城,宫中大小官员逃之夭夭,元帝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,元帝被迫只好当场封王敦为丞相、江州牧等要职。使王退守武昌。

在王敦到了石头城后,元帝召集百官见王敦,王敦问刘、刁党羽戴渊:"前日之战(王师败绩),有余力乎?"渊回答说:"岂敢,但力不足耳!"敦又问:"吾今此举,天下以为如何?"渊回说:"见形者为之逆,体诚者为之忠。"王敦冷笑了一声说:"卿可谓能言。"尔后又对王导曰:"不从吾言,几至覆族。"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污辱,忧郁而死。公元323 年明帝即位,当时王敦已移往姑孰(安徽省当涂县),他虽身患疾病,仍再次威胁朝廷,明帝乘机派兵讨伐,王敦因病已不能带兵,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应战,结果大败。王敦也因忧愤使病情加剧而去世。历时两年的"王敦之乱"就此结束。王羲之当时已经成年,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。士族的分裂,特别是周被王敦所杀,对他刺激很大。他深深感到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无情,战争的残酷,政治舞台风云的突变,时局动荡,前景令人难测,王羲之曾在以后的兰亭诗中发出"合散固所常,修短定无始"的叹息。

咸和三年(328 年)二月发生了苏峻、祖约叛乱。苏峻出身北方坞主,以军功为历阳内史,因恃功"骄溢自负",又以"单家聚众"发迹,对门阀大族心怀不满,他们以诛庚亮为借口南渡长江,攻占南京,纵兵大掠,驱役百姓。王羲之的叔父王彬等,还被勒令负担登钟山。叛军甚至剥去女性衣衫,裸暴于众,无恶不作。这次叛乱使建康"台省及诸营寺署,一时荡尽",大库内藏损大惨重。当年九月,陶侃、温峤、庚亮等起兵讨伐苏峻,苏峻很快败死,祖约失败后投奔北方石勒,最终亦被杀。

王敦叛反与苏峻反晋,均属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。叛乱平息了,但当时的政局没有丝毫变化,人们认为:庚亮以外戚辅政,引发了危及国家存亡的大祸,他当时窜身苟免,晋室内争权夺利;皇帝幼小,听人摆布,无能为力。王敦和苏峻的两次叛乱,王羲之虽然未曾遭祸,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腐败和朝廷的无能。

六、仕途

王羲之步入政界,最初的官职是秘书郎,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校阅宫中文库中的图书。究竟是何年担任这一职务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只是说"起家秘书郎",没有说明年代。在东晋,秘书郎、著作郎是贵胄子弟初选之职,如是过早、较晚出仕则标明"弱冠"或说明具体年龄,如庚亮少有美誉,其传曰:"年十六,东海王越辟为掾。"王羲之妻弟郗昙较晚出仕,故本传称:"年三十,始拜通直散骑侍郎。"王羲之出仕不称"弱冠"又未指出初次任职年龄,再综合其他材料推断任秘书郎为太宁三年(325 年),王羲之当时二十三岁。

东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,年龄很小就获得官衔进入仕途了,例如王导、王含诸子都弱冠出仕,唯独王羲之在他二十三岁左右才任秘书郎之职,这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,古往今来学术界多有猜测,有人认为正如王羲之自己所说:"吾素自无廊庙志",他不想过早地进入仕途;也有人认为,他伯父王导在掌握东晋大权时推行"愦愦之政"的政治纲领,王羲之持不同政见,不愿意与其伯父合作,所以出什的时间一拖再拖。还有一部分学者把王羲之的出仕与他父亲王旷联系起来分析,也不无道理。

王旷是晋元帝过江首创其议的重要人物,他这房与琅邪王司马睿最亲,兄弟三人(廙、旷、彬)是睿的姨大弟,《晋书》为王廙、王彬立传,但就是不给王旷立传。很多文献对王旷特别是对他晚年避而不谈,即使有记载也是若明若昧,似有隐情。王旷最后的官职是淮南内史,根据文献记载,公元309 年,王旷受命救援上党之役失败,便无下文了。故有人推测他没有战死,也没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于石勒一样,投降刘聪了。由于亲戚关系,琅邪王司马睿将王旷的真情隐匿起来,不许别人提起此事。但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,当时知道此事的人甚多,为防止朝野疑议,所以朝廷以至王导迟迟不让王羲之出仕。如果此说可以成立,那么下边的事实就不好解释:王羲之"于父母墓前自誓",可见他父母死后是合葬的。王旷如真的投降了刘聪,他又怎能与妻子合葬?这些疑问很难说清。以上仅是一种推测,还有待进一步证实。王羲之咸和三年任会稽王(昱)友官职。咸和九年上羲之应西征将军庚亮召请,赴武昌任参军、长史,咸康二年(336 年)任临川太守。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记载,"亮临薨,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。迁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"永和四年(348 年)殷浩参综朝政,委任王羲之为护将军。

羲之既少有美誊,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,频召为侍中、吏部尚书。皆不就。复授护军将军,又推迁不拜。经过殷浩劝说,他最后还是担任了这一重要官职。

护军将军权力很大,不但有一支保护皇帝和京师的军队,而且其下有属官,若受命出怔,还可以设参军。王羲之恪尽职守,关心士卒的疾苦,他任护军将军时发了题为《临护军教》的第一道命令: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。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,覆行诸营,家至人告,畅吾乃心,其有老落笃癃,不堪从役,或有饥寒之色,不能自存者,区分处别。自当专详其宜。其大意是:现在的军营里要公役均平,我委派忠于职守、谨慎公平的太史到各营,对于所遇到的困难,可以畅所欲言,如军营中有老弱多病,不能温饱,或无法养家的,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。

护军之职流动性很大,有时去江州,有时去到吴国(苏、浙)。经常疲于奔命,也许是这种原因,于永和六年(350 年)王羲之"苦求于宣城郡"。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要求。后来力右军、会稽内史,赴任会稽山阴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载:"(王)述先为会稽,以母丧居郡,羲之代述。"据推断,王羲之于永和七年(351)为会稽内史,右军将军。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,朝廷可能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,

一、当时西藩桓温势力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,会稽是宰辅司马昱的封国,属中央的势力范围,会稽是三吴腹地,水陆交通发达,物产丰富,许多豪门士族棲居这里,它对于重镇扬州和都城建康无论在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上来说都非常重要,在平息苏峻叛乱之后,曾有人要求迁都于此。

二、王羲之是东晋第一大族杰出人才,在王述守丧造成职务空缺时,他是最适合的补缺入选。

三、王羲之"不乐在京师",自然对这一职务会感到满意。王羲之初到会稽,通过旧友孙绰结识了一批名士新友,开始了他最后一个阶段的仕途生涯。

王羲之对管理国家,有自己的见解,提出过不少改革弊政的措施,是一位热爱人民,同情百姓,政绩显著的父母官。

七、告誓辞官

穆帝永和十一年(355 年),三月初九这个吉日,王羲之独自走到那杂草丛生的他父母的墓地,向双亲亡灵陈词告誓,他将离开官场,绝禄退隐,他说: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。羲之不夭,夙遭闵凶,不蒙过庭之训。母兄鞠育,得渐庶儿。遂因人乏,蒙国宠荣。进无忠孝之节,退违推贤之义。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,常恐死亡无日,忧及宗祀。岂在微身而已。是用寤寐永叹,若坠深谷,止足之分,定之于今。谨以今月吉辰,肆筵设席,稽颡归诚,告誓先灵。自今之后,敢渝此心,贪冒苟进,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子而不子,天地所不覆载,名教所不得容,信誓之诚,有如皎日!后来王羲之把上述的一番话书写下来,这就是后世流传的《告誓文》,《告誓文》情感真挚,诚恳动人,在自谦自责的背后隐藏一种无可奈何、十分忧伤的情绪。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到弃官退隐,经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,怎不感慨万千呢?

对于王羲之辞官,史家、研究家多有分析,见仁见智,但不外乎以下几方面:自寇乱以来,处内外之任者,未有深谋远虑,括囊至计,而疲竭根本,各从所志,竟无一功可论,一事可记,忠言嘉谋弃而莫用??其形势极为不利。当时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桓温攻克了成都,一举打败了成汉国,一时名声大振,其势力迅速壮大起来。荆、扬是当时的两大重镇,荆州位居长江上游,对长江下游的扬州、建康威胁很大,皇帝惶惶不可终日,故将殷浩拉做自己的亲信,并委以重任,让他掌握扬、豫、徐、兖、青五州的军事大权,以防桓温不测。在这种情况下,殷、桓矛盾日渐尖锐,桓温原来与王羲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,由于上述矛盾,桓温视王为殷浩的亲信、党羽,这对王羲之是非常不利的。

桓温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殷浩触动很大,殷浩求功心切,不顾主客观条件先后北伐,每次北伐,王羲之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,否则将会以失败告终。可是殷浩根本不加理会,王羲之预感到"常恐伍员之忧,不独在昔;麋鹿之游,将不止林薮而已!"结果都被王羲之言中,特别是最后一次,损兵折将,损失惨重,大败而回。此时恒温乘机上去弹劾殷浩,结果殷浩被贬为庶人,告老还乡,整天在家书写"咄咄怪事"四字。王羲之在《与孔彭祖帖》叹息:"殷废责事便行也,令人叹怅无也。"《增运帖》云:"吾于时地甚疏卑,致言诚不易。"他深深地感到人微言轻。"皆谓尽当今事,宜称,好仗义直言,朝廷自然不喜欢他。

王羲之辞官一个直接的、公认的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。关于王述,《中兴书》曰:"述清贵简政,少所推屈,唯以性急为累。"《世说新语·忿狷》说:王蓝田(述)性急。尝食鸡子,以害刺之,不得,便大怒,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,仍下地以履齿碾之,又不得,瞋甚,复于地取内口中,啮破即吐之。王右军闻而大笑曰:"使安期(述父)有此性,犹当无一豪可论,况蓝田邪。"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。

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,在王羲之为临川太守时,王述只是一位县令(宛陵令),然而,现今王述成了扬州刺史,扬州不但是个大郡,而且是京城所在地,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,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。会稽属王述管辖,王述来检查会稽刑政,竭尽苛求,王羲之疲于课对,甚为、满,引为奇耻大辱。他曾要求朝廷将会稽改为越州,与扬州并列而不在王述权威之下,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给他人以笑柄。王羲之气愤之极,甚至拿儿子出气:吾不减怀祖(王述),而位遇悬邈,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!(坦之为王述子,当时被誉为"江东独出")

关于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,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作了这样的记述:王右军素轻蓝田(王述)。

蓝田晚节论誊转重,右军尤不平。蓝田于会稽丁艰,停山阴治丧。右军代为郡,屡言出吊,连日不果。后诣门自通,主人既哭,不前而去,以陵辱之。于是彼此嫌隙大构。后蓝田临扬川,右军尚在郡。初得消息,遣一参军诣朝廷,求分会稽为越州。使人受意失旨,大为时贤所笑。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,以先有隙,令自为其宜。右军遂称疾去郡,以愤慨至终。

王羲之本来对仕途并不感兴趣,但既然入仕总想为人民办点实事,然而存在不少难处,他在《此郡帖》中写道:此郡之弊,不谓顿至于此,诸逋滞非复一条。独坐不知何以为治,自非常才所济。吾无故,舍逸而就劳,叹恨无所复及耳。夏人事请托,亦所未见。小都冀得小差,顷日当何理。

会稽郡拖欠的朝廷征纳的税赋(即所谓逋滞)无法上交,"舍逸而就劳,叹恨无所复及耳",从中可知王羲之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,从而表现出他厌恶仕途官场的思想。

王羲之政治上不得志,现在又屈于王述的管辖之下,引起许多人的耻笑,其心境可想而知。羲之毕竟是位艺术家,他热爱会稽的山山水水,"从山阴道上行,如在镜中游",神仙般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,他信奉道教,他经常接触的亲朋好友不少是信道入迷的名士,和他们一起浪迹山水,风流自赏,脱离官场的明争暗斗,这些均使他下决心辞官退隐。

八、隐居的晚年

王羲之辞官后,则以游观山水弋钓为乐。他不像一些隐居的名士,"被发佯狂"、"污身秽迹",在当时走这样的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,因为会有人认为他不同流俗,不合时尚,朝廷也会生出许多狐疑。辞官后他也不可能像兰亭聚会那样流觞赋诗,兴会无前,所以他说,"可谓艰矣",然而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,他认为这是"天赐",为之庆幸。

王羲之去官以后,隐居养真,"与东土人士,尽山水之游,弋钓为乐。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,采药石不远千里"。他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,感叹道:"我卒当以乐死!"王羲之早就爱慕蜀中的山水之奇,与谢安书云:"蜀中山水,如峨嵋山,夏含霜雹,碑版之所闻,昆仑之伯仲也。"在幽美的大自然里,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,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,再也不愿意重返官场参与政治角逐了。王羲之辞官以后,好友谢万曾经致书于他,要他再次出仕,他写了《与吏部郎谢万书》婉然谢绝。此文说:古之辞世者,或被发佯狂,或污身秽迹,可谓艰矣!今仆坐而获免,遂其宿心,其为庆幸。岂非天赐!违天不祥。顷东游还,修植桑果,今盛敷荣。率诸子,抱弱孙,游观其间,有一味之甘,割而分之,以娱目前,虽植德无殊邈,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,戒以轻薄。庶令举策数马,仿佛万石之风。君谓此何如?

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,并行田视地利,颐养闲旷,衣食之余,欲与亲知时共欢宴。虽不能兴言高、咏,衔怀引满,语田里所行,故以为抚掌之资,其为得意,可胜言邪!常依陆贾、班嗣、杨王孙之处土,甚欲希风数子,老夫志愿尽于此矣。②王羲之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,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。王羲之辞官后隐居于浙江剡县(今嵊县)金庭。这是在他任会稽内史时,遣人行视选定的。这当然不是随意确定的,因为剡多名山,被称为福地。"入判经金庭,见五老、香炉、卓剑、放鹤诸峰,以为奇丽幽缈,隔绝世尘,眷恋不能已!遂筑馆居焉。从之者夫人郗氏、乳母毕氏、中子操之。"①唐代裴通说:"越中山水奇丽判中为最,剡中山水奇丽全庭为最。"白居易亦说:"越有桐柏之金庭,养真之福地,神仙之灵墟,亦三十六洞天之一。"传说山上有灵芝,"尝闻异香,泉则石髓金精,清馨甘冽,时值仙人,从古下死,真天之绝境也。"王羲之迷恋山水,信仰道教,判之金庭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金庭白云洞,传说是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吹笙处。出于对祖先的崇敬,这也是王羲之择金庭而居的原因之一。

王羲之辞官后没有繁琐的政务纠缠,用不着在官场朝廷间周旋,更不要在枯躁无味的案犊疏奏上劳神。显然在精神上是得到了解放。然而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,这毕竟是件很遗憾的事。谢安对王羲之说:"中年以来,伤于哀乐,与亲人别,辄作数日恶。"王羲之说:"年在桑榆,自然至此。顷正赖丝竹陶写,恒恐儿辈觉,损其欢乐之趣。"王羲之当时他已到五十三岁的暮年,"衰老之弊日至",伤心痛苦的事接踵而来。其一是两个孙女夭折,心灵巨创;其二是病魔缠身。痛苦不堪。

王羲之是一位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。延期的女儿"四岁暴疾不救",另一个孙女即官奴的女儿玉润,也是幼年因急病而亡。王羲之在《延期官奴帖》中说:"十日之中,二孙夭命"①,他还在《二孙女夭殇帖》中称"二孙至此"。对于两个孙女的夭折极度哀痛,他曾说:"吾已西夕,情愿所钟,唯在此等。(指儿孙)。"自己已到夕阳西下之年,把感情、心愿凝聚在儿孙身上,目前是老者未去,幼者先亡,使王羲之"伤惋之甚,不能已已。"王羲之信奉道教,认为服食可以成仙得道,延年益寿。所以早就养成服食习惯,到了晚年有更多的时间到深山中采集药石,加之挚友周抚经常送些"胡桃"、"青李"、"来禽"等眼食所须之品,服食从不间断。

药石并没有使王羲之长生不老,相反损害了他的健康,其晚年的病痛,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陈述:鄙疾进退,忧之甚深。仆进下数日,勿勿肿剧,数尔进迟,忧之转深。

亦不知当复何治。得散力,烦不得眠,食至少,疾患经日。

吾肿,得此霖雨转遽。吾遂沉滞兼下,如近数日,兮无复理。

吾昨暮复大吐,小啖物便尔。

吾此日极不快,不得眠,食殊顿。吾胛痛剧灸不得力,至患之。五六日来小差,尚甚虚劣,且风大动,举体急痛。

仆下连连不断,无所一欲。啖辄不消化,诸弊甚,不知何以救之。

王羲之少患癫痫,一二年辄发一次。晚年多病,这是他长期服药行散产生的恶劣后果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"吾服食久,犹为劣劣",服药短暂的快感换来的终日病痛。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,年仅五十九岁就与世长逝了。随后朝廷"赠金紫光禄大夫"。诸子遵父先旨,固让不受。王羲之死后葬于浙江省剡县(今嵊县)金庭瀑布山南麓。现今该地还留有"晋王右军墓道"石牌坊及"晋王右军墓"碑亭。王羲之在他逝世前给周抚的信中曾说:"吾有七儿一女,皆同生。婚娶已毕,惟一小者尚未婚耳。过此一婚,便得至彼。今内外孙有十六。"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也说:"有七子,知名者五人"。长子玄之,英年早逝;次子凝子,字叔平,亦工草隶,历任江州刺史、左将军、会稽内史,为孙恩所害,妻谢道温,为谢安侄女,聪慧有才辩,是东晋著名女诗人、书法家;徽之,字子猷,官至黄门侍郎,以卓荦不羁著称;操之,字子重,历任侍中、尚书、豫章太守;献之,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为知名者,关于其他两子说法不一,宋人黄长睿在《东观余论》中以涣之为王羲之之子,《全晋文》将其列入第三子;鲁一同引《王氏谱》加了肃之,其长幼次序为:玄之。凝之、肃之、涣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;《金庭王氏族谱》以璠之、穆之为二子,并排在献之后面,此说与献之最小之说有矛盾。王羲之的两个女儿何名,史无记载,仅知一女嫁给刘畅,生子瑾,官职尚书、太常卿;另一女,嫁给谢殃,生著名诗人谢灵运。

九、轶 事

(一)写经换鹅

民间有王羲之有爱鹅的传说。鹅,洁白的羽毛,红冠红爪,煞是好看,加上它迈着笨拙的步子,或引项高歌,或张开双翅翩翩起舞,也许给王羲之的书法有启迪作用,从中领悟到点画运笔技法,执笔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,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,这样才能将精力集中于笔端。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将这种情势用诗表达出来:"全身精力到毫端,定台先将两足安;悟入鹅群行水势,方知五指力齐难。"王羲之爱鹅常画鹅,出于写生的需要,他买鹅养鹅在情理之中。从分析的角度看以下的两则轶事,却是有根据的,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也作了记载。

会稽有一位孤居的老婆婆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白鹅,很逗人喜爱,王羲之叫人去买来,不料老人不肯出售。无奈,上羲之只好经常去看这只鹅,使老人百思不解。后来王羲之又派人前去说服老婆婆割爱,老人还是不答应。那人只好开诚布公地告诉老人说,那是王羲之所要。当时王羲之是妇幼皆知,享有美誉的大书法家了,老人喜出望外,又听说王羲之要亲自拜访她,更是高兴。第二天,王羲之带了不少礼品去登门求鹅,不料老人为了招待这位大人把鹅宰了,当王羲之不见白鹅,并得知鹅已被宰了,心里很不是滋味,伤心地离开了农舍。以致回家后"叹息弥日"。

山阴有一位道土,养了许多白鹅,王羲之看见了非常喜爱,向道士购买。道士云:"为写《道德经》(应为《黄庭经》),当举相赠耳。"要王羲之抄写经文作为交换条件。王羲之爱鹅成癖,又是道教的忠实信徒,故欣然同意。他怀着虔减之心花了半天的时间,工工整整地抄完了经文,十分高兴地"笼鹅而归"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根据这一传说,先后写了两首诗。一首题为《王右军》的诗:右军本清真,潇洒在风尘。

山阴遇羽客,爱此好鹅滨。

扫素写《道经》,笔妙精入神。

书罢笼鹅去,何曾别主人?

后来又写了一首《送贺宾客归越》的诗:镜湖流水漾清波,狂客归舟逸兴多。

山阴道士若相见,应写《黄庭》换白鹅。

《道德经》即《老子》,是道家的主要经典,《黄庭经》是道教一种经的经名,两者是不能混同的。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,将《黄庭经》误写成《道德经》了。

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也有此错误,李白在两首诗中都写换鹅,一首是"扫素写《道经》,一首是"《黄庭》换白鹅"。李白于天宝元年游会稽时所写的《王右军》,当时可能是根据传说,写成"道经"。后来也许看到了换鹅的书法作品,知道这是《黄庭经》,所以天宝三年正月送贺知章时所写的诗中写成了"黄庭换白鹅",以示更正。《黄庭经》是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,如今每当我们欣赏这幅名作时,尤感其气韵高逸,笔致婉丽,李白"笔妙精入神"的评论并非溢美之辞。

(二)书扇济贫

王羲之为官期间经常深入底层贫苦百姓中,体察民情。有一次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卖六角扇,这种扇子是用竹蔑编成的,为了制作和使用的方便呈六边形,现在绍兴一带山村里仍有用这种扇子扇风纳凉。由于当地百姓普遍贫穷,虽然这种扇子非常便宜也无人问津,老妇忧心忡忡满面愁容,王羲之看到这种情景,心中很不是滋味,于是他找来笔墨在老妇出售的所有六角扇上都写上五个大字。王羲之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了,虽不能说是一字千金,但想求他的字也是不容易的,老妇人由于孤陋寡闻,有眼不识泰山,她被这位官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。羲之便向她说明"言是王右军书,以求百钱邪"。老妇半信半疑照此办理,果然人们争相购买,六角扇销售一空。第二天老妇又掮了一批竹扇来,再求羲之书写其扇,羲之只好笑而不答了。民间传说老妇还找到羲之家中要他继续为她写扇,羲之哭笑不得只好东躲西藏,传说如今绍兴市的"躲婆巷"就是他躲藏的地方。

蕺山南麓的戒珠寺,相传寺址为王羲之别业,寺前有他的养鹅池和洗砚池。王羲之喜欢玩明珠,一天明珠不见,他怀疑是与他关系甚好的老僧所窃,老僧含冤而死。后来一只鹅死了,宰杀后发现了那颗明珠,王羲之后悔莫及,决定舍宅为寺,以戒玩珠之癖。

(三)入木三分

传说王羲之有一次走访一门生家,不巧门生外出未能见到,此时羲之在门生的书房里看到一张桌子,台面光滑如镜,洁白如纸,书案上还有一砚新墨,于是王羲之信手拿来一支毛笔,舐蘸了墨在桌面上急书挥写,不一会字迹满桌,王羲之便停笔归去。门生的父亲回到家中看到台面上墨迹斑斑,火冒三丈,便责问木工谁敢如此放肆,木工只好照直说来。门生的父亲令木工将台面刨去一层,结果刨掉了三分还清晰地看到字迹。从此"入木三分"用来形容书法笔力遒劲雄健,比喻见解、议论深刻。

对于"入木三分",还有另外一种传说:王羲之曾经写过祭北郊祝版(古代祭祀时写祝文的版),晋成帝时决定更改原有况文,故请工人将版面刨去三分厚度,不料王羲之的字迹仍然可见??有人认为,"入木三分"显示了字在垂直方向上的延伸,字的笔画打破了平面局限而具有立体感。这种论点未免太"现代化"了,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有追求立体感的审美意识。"入木三分"与"力透纸背"在古代都是对字的骨力形象的一种夸张与形容。

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原来是这样记述的:"尝诣门生家,见棐几滑净,因书之,真草相半。后为其父误刮去之,门生惊懊者累日。"上面的两种传说很可能源于此,《晋书》作为史书,绝大多数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,由于后世人对王氏书法艺术的酷爱与推崇,故在《晋书》记述蕺山:位于绍兴市东北隅。根据《山阴县志》记载:"山多产蕺,蔓生。茎紫,叶青,其味苦,"越王勾践常到这里采集这种植物充饥,以不忘报仇雪耻,故名蕺。 ( 郭廉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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